伊朗核問題出現轉機固然可喜,但鑒於伊朗核問題的複雜性尤其是美國與伊朗關係的長期對峙,預測伊朗核問題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以及美伊關係能夠取得實質性改善,在某種程度上仍屬外部世界的一廂情願。
  自2013年8月魯哈尼出任伊朗總統以來,伴隨美伊關係在冰凍三十多年後出現緩和的跡象,伊核談判也已經先後於10月、11月上旬在日內瓦舉行兩輪談判;在新一輪伊核談判(11月20日啟動)前,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談判也取得重大進展。當前,伊朗核問題出現轉機最根本的動力源自美國與伊朗的戰略與政策調整。伊朗核問題出現轉機固然可喜,但鑒於伊朗核問題的複雜性尤其是美國與伊朗關係的長期對峙,預測伊朗核問題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以及美伊關係能夠取得實質性改善,在某種程度上仍屬外部世界的一廂情願。美伊關係從“山重水復”走向“柳暗花明”,仍需跨越諸多的崇山峻嶺和激流險灘。
  伊朗伸出“橄欖枝”
  從伊朗方面而言,被西方稱為“溫和保守派”的魯哈尼力圖通過改善美伊關係、緩和伊朗核問題展示不同於內賈德的戰略思維,改變伊朗日趨孤立的國際環境,恢復因長期遭受西方和國際社會經濟製裁而不斷惡化的國內經濟。長期以來,美國和西方對伊朗的嚴厲製裁,使伊朗經濟遭到重創,並突出表現在石油出口銳減、貨幣貶值嚴重、經濟出現負增長、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等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美國和以色列不斷威脅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西方不斷勒緊製裁和打壓伊朗的繩索,導致伊朗的內外環境持續惡化。
  事實上,緩和伊朗核問題和美伊關係,已成為魯哈尼無法規避的選擇,這在本質上是伊朗政治從激進強硬向溫和務實轉變的“鐘擺效應”的體現。在競選過程中,魯哈尼就批評伊朗在核談判中的僵硬立場,犧牲了伊朗的重大國家利益;在就任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就表示要與美國直接進行核談判,並更換了核談判團隊;在9月出席聯大會議期間又表示希望3-6個月內結束核談判。魯哈尼還把伊朗外交政策的調整提升到改變伊朗外交戰略思維的高度。他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國際政治已經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與競爭共存;美伊“血海深仇的時代已經過去”,美伊“應攜手合作,共同結束這種不健康的對抗方式和相互干擾”。魯哈尼甚至向以色列釋放善意信號,包括用推特祝賀猶太新年,譴責納粹大屠殺等。
  從更深層次的戰略層面來說,伊朗波斯民族是富有戰略思維的民族,十分善於在夾縫中實行堅定但不失靈活的戰略,而美國中東戰略收縮、美國與中東盟友關係出現間隙、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妥協,或許都被魯哈尼視為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
  美國無奈改變
  伊朗的示好也得到了美國方面的積極回應,進而實現了1979年美伊關係冰凍34年之後的三個“第一次”。2013年8月,奧巴馬與魯哈尼實現伊朗和美國總統的首次通信;9月聯大期間,雙方又實現首次外長級會晤和第一次總統之間通電話。此後,美國不斷放出可能放鬆對伊朗製裁的信號。在第二輪日內瓦會談結束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和伊朗達成核查路線圖協議後,奧巴馬於11月14日敦促國會暫緩推進對伊朗的進一步製裁,旨在為外交途徑解決伊核問題創造條件。
  美國伊朗政策轉變的深刻根源在於奧巴馬政府中東戰略收縮的需要。奧巴馬任職以來,已經接近完成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撤軍的目標,這實屬來之不易。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東而掣肘重振經濟和重返亞太等內外戰略,奧巴馬對2011年以來的中東變局始終保持低調而謹慎的介入,並不惜聲譽受損,尤其是在考驗美國戰略意志的敘利亞問題上,美國不顧沙特和土耳其等盟國的不滿,最終與俄羅斯達成妥協。此舉雖然有失顏面,但從避免再次在中東卷入戰爭泥潭這一目標來看,奧巴馬並非敘利亞問題的輸家。在此背景下,美伊繼續對抗顯然不符合美國中東戰略的需要。
  此外,美國伊朗政策改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推行多年的“以壓促變”政策效果不佳。在第一任期開始之際,奧巴馬就曾試圖開啟對伊朗的接觸,但伊朗內賈德政府的激進外交使美國的“接觸”政策難以實施,奧巴馬無奈重回布什政府製裁施壓的老路,但“促變”的效果始終不佳,反而從外部刺激了伊朗的民族主義情緒,強化了伊朗政權的合法性。無論是2009年的伊朗大選,還是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雖然使伊朗國內改革派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瀾,但始終難成大器,美國“以壓促變”戰略實現的可能性愈加渺茫。
  破冰不易,融冰更難
  在伊核問題的談判中,伊朗與美國和西方圍繞諸多具體問題存在尖銳的分歧。第一,美國和西方的最終目標是伊朗停止所有的鈾濃縮活動,而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是伊朗參與談判的最基本底線,魯哈尼和外長扎里夫在近期多次強調,伊朗仍將保留3%-5%低濃度的鈾生產能力。第二,在伊朗擁有的純度20%的濃縮鈾是否要運至第三國封存的問題上,雙方仍然分歧嚴重。第三,伊朗已經與國際原子能機構達成核查路線圖,伊朗決定向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開放加欽鈾礦和阿拉克重水反應堆,但雙方並未就帕爾欽軍事基地是否接受核查達成共識。第四,在是否關閉福爾多地下核工廠的問題上,雙方更是存在嚴重分歧。
  除圍繞核問題的尖銳分歧外,伊核談判以及美伊關係能否取得突破還深受諸多複雜因素的掣肘。從美伊雙方看,三十多年的嚴重對抗使雙方的信任嚴重缺失,美伊對抗還有更深層次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根源,而奧巴馬和魯哈尼還深受國內鷹派和保守勢力的掣肘。伊朗和美國還深受中東地區力量的掣肘,近來以色列和沙特等美國盟友已經對美國的伊朗政策表示嚴重不滿;而伊朗與美國改善關係的步伐過大的話,顯然會對伊朗領導的“什葉派新月地帶”的凝聚力產生衝擊。
  美伊關係出現緩和,伊核談判出現轉機已經實屬不易,美伊關係和伊核談判要想取得實質性進展,還有諸多的困難和障礙需要剋服。
  (原標題:美伊破冰不易 融冰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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